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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支书建功立业天地广******

　　本报讯特约记者时庆报道：“咱们村今年收入稳步增长，接下来要想办法让村集体经济更强、让村容村貌更美。”12月13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金章村，兵支书陈祖亮结合村里发展实际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专场宣讲，现场30余名党员群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建机制、搭平台，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嘉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盛杰非介绍，退役军人政治素质过硬，熟悉村级事务，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为吸引更多优秀退役士兵投身乡村振兴，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嘉兴市委组织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民政局联合出台《关于引导退役军人到村（社区）就业的实施意见》，鼓励优秀退役军人参与基层建设、服务家乡发展。

　　近年来，嘉兴市总结推广兵支书经验做法，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到村（社区）就业，通过定向招聘、培养选拔、作用发挥、长效制度，统筹做好“选育用管”4篇文章。通过培育引导、扶持激励，兵支书、兵委员熟练掌握农村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等履职所需专业知识。截至目前，全市村（社区）专职工作者中共有退役军人2500多人，占村（社区）专职工作者总数的21.6%，其中兵支书占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的39%。

　　嘉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永根介绍，他们挖掘村（社区）适合退役军人的优质就业岗位，加大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村（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力度，加强退役军人进入村（社区）储备人才、两委班子成员选拔培养，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确保机制运转顺畅。

　　“培训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经过一番“加钢淬火”，兵支书夏梁扎根乡村的信心更足了。今年5月，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沙家浜村党总支书记夏梁走进嘉兴市退役军人学院参加培训。期间，他寻求到与地方高校合作的机会，在沙家浜村建起乡村振兴学院，聚焦激活红色元素、设计红色旅游线路、讲好红色故事，加快红色资源挖掘和开发进度，切实将沙家浜村打造成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展示窗口和实践范例。

　　聚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兵支书队伍，探索建立覆盖全面、指向精准、高效实用的兵支书教育培训体系，有效提升了兵支书的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嘉兴市退役军人学院对纳入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的退役军人，根据其个人特点和岗位需要，制订一对一精准培训计划，开办兵支书专题培训班，开展退役军人实用技能培训、岗位练兵，让兵支书尽快胜任本职、建功立业。

　　此外，该市还在选用提拔、待遇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做文章，让兵支书、兵委员在工作上有劲头、待遇上有奔头、发展上有盼头，使他们安心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上大展拳脚。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