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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惋惜！胡鑫宇自缢身亡，青少年心理健康如何呵护？******

　　文/赵斌

　　2023年2月2日，江西省、市、县联合工作专班在上饶市铅山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胡鑫宇系自缢身亡。发布会上还公布，胡鑫宇2022年9月到致远中学就读后，因学习成绩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他失踪前心理状态失衡，有明确的厌世表现和轻生倾向。

　　如何应对孩子的厌学、厌世情绪，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看懂这些预警可以挽救孩子！

　　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岳春河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小孩子把活啊、死了的挂嘴上”“哭着打电话说不想上学”“挺内向的孩子，好像突然开朗了，甚至有些聒噪”这些往往不被重视的现象，极有可能是孩子走在极度危险边缘的预警，甚至是向家长发来的最后求救。

　　上海长征医院心理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潘霄认为，要避免悲剧发生，需要了解青少年在作出极端行为前的四个阶段。

　　潘霄称，这四个阶段分别为情绪低落期、求援窗口期、绝望期和绝望之后的实施期。

　　情绪低落期源于父母离婚等家庭问题、遭受霸凌等学校人际关系问题、成绩下降等学习问题导致的情绪低落。这一状态如果长时间持续，会非常痛苦，进而产生“活着没意思”等想法，但这一时期是宝贵的援助窗口期，青少年会有求援、呼吁关注的表现。比如和朋友说、向家长或老师求助、寻求心理咨询等。也会出现自杀前的言行征兆。

　　一旦错过这个时期，青少年就会从求援窗口期进入绝望期，很难通过心理咨询等一般手段拉回来。进入绝望期，原则上必须从医学角度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医学治疗方案，比如住院、服药治疗等，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他表示，青少年自杀前的预警可从两个方面去发现和判断：言语方面和行为方面。

　　言语方面：

　　1、暗示。如，没我更好、没有我会怎样、活着或人生好麻烦、活着没有价值和意义等消极厌世类情绪语言；

　　2、明示。如，不想活了、想死了、我死了你不要后悔、再这样我就去死等明确地表达出死的意愿。即便是孩子偶发性无心说出，也要引起注意，及时做心理评估。

　　行为方面：

　　1、抑郁表现。出现“三低”，即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行为减少；

　　2、突然变化。本来内向或外向，性格突然转变；

　　3、突然离家出走，不告而别；

　　4、有自伤、自残行为，比如用刀划自己手臂，拿头撞墙等表现；

　　5、孩子突然无端出现不舒服。尤其是内向敏感型青少年，不愿意沟通，潜意识压抑负能量导致头疼等身体不舒服；

　　6、厌学，不做作业，成绩快速下降。

　　潘霄表示，青少年言行有上述特点就应该引起重视，如果同时具备多个表现，要高度警惕青少年已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何呵护孩子心理健康？

　　潘霄认为，发现青少年有轻微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首先要找到学校的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工作室或者医疗机构做评估，以确定问题的程度，进而获得解决方案。

　　问题严重时，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士会建议家长及时送医。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医疗界在治疗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和疾病的水平值得信赖。

　　岳春河认为，日常教育中，家长的有效沟通和陪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家长应尽量少用成年人的思维去干预甚至控制孩子，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与之共情，了解孩子的内心。此外，还要注意帮助引导孩子建立自我评估体系，让孩子学会平衡内在与外在评价体系，从根本上减轻外界对孩子心理的负面影响，避免产生自我否认感。

　　岳春河举例，如果把夫妻比喻成各自是一个圆，这两个圆重叠的地方就是孩子心理空间的天地。如果家长离婚，一定注意不要互相否定，这种否定即便不当孩子面说，孩子也能感受到，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潘霄认为，学校配备的专业心理老师一般会按要求教孩子怎么处理负面情绪以及心理问题，包括学业压力、人际冲突、家庭关系的处理等。家长也要注意青少年的逆商培养(AQ)，学会如何处理挫折和重振信心。可以多参加有竞争性、有输赢的体育活动、军旅主题的夏令营，一些培养抗逆力的户外活动，要让孩子有抗逆训练，学会面对挫折感。

　　潘霄还提醒，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不良引导的游戏和漫画。家长也要注意加强青少年心理建设的科普学习。同时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不要渲染涉及自杀的名人、舆情事件，给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全社会应形成合力

　　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老师和家长的专业知识储备至关重要，但仅凭这些可能还不够。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建议，应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防范青少年自杀屏障。例如，可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和专业教师一起研发生命教育课程；加强家校沟通，及时发现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并有效干预，确保自杀预防工作的正常运转；构建遍布全国的心理危机社会支持网络和自杀干预网络，建立自杀预防专门机构，如心理诊所、心理热线等。

　　朱敏认为，通过借鉴美国、英国等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成功经验，可考虑以心理健康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为专业主导，与学校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相对较多地区的学校对接，针对青少年相关心理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再结合实际案例反馈到研究当中，不断形成具体的标准、做法、经验以更好指导实践。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