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 四川绵阳警方助力5个失散家庭圆梦****** 中新网绵阳1月29日电 (岳波)“感谢胡警官,让我见到了29年未曾谋面的亲人……”1月29日下午,在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议室,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的宫女士激动万分。在民警胡祥雨的帮助下,宫女士找到了失踪29年的母亲、弟弟。这也是“胡祥雨工作室”在春节假期帮助的第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据了解,1月27日,胡祥雨接到36岁宫女士的求助电话,请求“胡祥雨工作室”帮助她寻找母亲和弟弟。宫女士反映,母亲名叫陈青,1994年带着年仅5岁的弟弟从山西忻州市神池县离家出走,近30年来家人想尽办法寻找,但都没有结果。宫女士曾听父亲说陈青的老家好像在四川绵阳。今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思母心切的宫女士带着丈夫,揣上30多年前母亲的一张照片,专门从山西驾车来到绵阳市,四处打听母亲和弟弟的消息,却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宫女士了解到绵阳有一个专门帮助群众寻亲的“胡祥雨工作室”,便拨打了求助电话。 宫女士一家团聚。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胡祥雨详细询问人员信息后,随即组织人员着手核查。在排查绵阳、德阳两地疑似人员130余人后,于1月28日发现一名叫曾玉兰的德阳中江县人与宫女士所提供失踪人员信息高度吻合。 胡祥雨立即联系到曾玉兰了解相关情况。经过进一步核实,此人确系1994年山西神池县失踪妇女陈青。1950年3月出生的曾玉兰,中江县人(曾属绵阳地区管辖),1985年来到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打工,后改名陈青与当地一名姓宫的男子结为夫妻,分别在1987年、1989年生下女儿、儿子。陈青因为与家人不和,于1994年带着儿子回到四川。不久后,她又带着儿子去了江苏南京生活,从此便与丈夫和女儿失去了联系。今年1月中旬,母子俩从江苏回到中江老家过节,令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春节会与亲生女儿重逢。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能够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梦,这个节日我们过得很有意义……”胡祥雨说,1月中旬以来,他接到多名寻亲人求助电话和短信,这是群众对“胡祥雨工作室”的信任。春节假期,胡祥雨在与家人团聚之余依然牵挂着仍在寻亲的群众,他带领工作室人员发动社会力量,并充分运用公安新技术开展寻亲工作,春节假期已帮助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宫女士一家给绵阳警方送锦旗表示感谢。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据悉,43岁的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胡祥雨,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先后组织侦破涉拐案件22起,打击处理涉拐犯罪嫌疑人65人,采集录入疑似涉拐DNA血样信息3500余份,帮助解救、找回失踪被拐人员370名,先后被表彰为四川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四川省“最美基层民警”,荣立个人一等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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